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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煤油灯的照明亮度比不上钨丝灯、白炽灯，仅能照亮面前有限的视野。

    不够澄净的暖黄色灯光中，余晓丽仍然穿着上午那身灰色中山装，但没戴红军帽，耳朵边别着一只野雏菊发卡，手边放着一本厚实的大书，坐在聂子航对面一边翻阅资料，一边艰难地书写着什么。

    而放下笔的聂子航，却在这时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    燕京大学在建国初期出版的法语字典，他简直不要太熟悉。

    2012年，聂子航于燕京大学就读大二的时期，系教授曾在课堂上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的翻译演变历史，并要求课后分别以建国初年的法语字典和现代法语字典为不同参照，翻译两份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第一章节。

    聂子航英、法双语的深厚翻译功底，也是在大学时期一步一个脚印打下的。

    余晓丽手中的文件，应当是一份法语专版的技术性指导文件，即便是倒着悄悄偷看，聂子航也能在数秒间获取文件信息。

    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肌肉记忆，而同声传译的要求要更高。

    不是数秒，而是瞬息。

    而余晓丽显然不是法文翻译的专业性人才，从她频繁翻阅法语字典的生涩程度就能窥见一斑，更别说符合译文的“信达雅”准则。

    不过，翻译信达雅原则也不是万能适用的。

    像技术性文章、科普性报刊、新闻谈话等翻译文件，以及一些交流峰会上的同声传译，更需要符合实时、准确、无误的基础性要求。

    从业同声传译近十年的聂子航，也在高强度的翻译事业中形成了职业性强迫症。

    他完全无法忍受翻译上的明显瑕疵，就像强迫症患者无法忍受摆放桌球的时候不按颜色对齐一样。

    于是，当“ligne”这个法语词汇本该在文章中表意“对齐”，却被余晓丽翻译成“线段”的时候，聂子航终于忍受不住地开口提醒道：

    “同志，这里应该翻译成‘对齐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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